林中有斑比

【双文公】延安之恋

*韩愈x王安石无差。背景为延安十三年，注意避雷

*是红色文学没错，精神延安人爬出来搞了……好香。正文有些需要解释的东西不方便注释，怕被🍎，干脆直接把东西列在这里看我 。

*放心食用：偏日常向，不甜不刀，典型的平平淡淡才是真，在生活和学习中走向志同道合的路。

      三原来了两个青年人。这是一辆平平无奇的私家汽车，只是同来来往往于道路上，运送着米面油粮的货车和军用卡车相比，像一篇完美无瑕的文章里出现了一个错别字那样显眼。两个青年人倚靠在后座，韩愈闭目养神，嘴唇的颜色有些发淡，似乎是血气不足之症；王安石不顾车上的颠簸，仍然在本子上写写画画，神态平静，既不像在这条公路上奔波劳碌的司机，也不像第一次看见西北风光而感到兴高采烈的学生。他看起来那么自然、平淡，就像几千年前就走过了大江南北，看过了金碧辉煌的庙宇宝刹，走过了雕栏玉砌的亭台楼阁，也目睹了过去的繁华，化作今朝的泥土。

     他的钢笔似乎是快没水了，笔尖只能犹豫不决地流出几滴稀少的清泪，学着蚕的模样，挤出一条细细的丝，或是突然吐出一团棉絮似的乱墨。时运不济，钢笔终归闹了性子，干脆止住了胸中的墨意，闭口以示抗议。纸憔悴了脸色，偏偏钢笔的笔尖从它身上划过，只是如同流水淌过洁白无瑕的美玉，了无痕迹。写字的青年继续在纸上画画停停，也只是刮过一条干净利落的划痕，就像指甲轻轻地摩挲过光洁的手腕。但显然，王安石的用心已经偏离了写字，在他生平罕见地走神的瞬间，笔尖就把纸给戳破了，针孔似的大小。

      他眉头紧锁，重新观察了起来：这页纸本来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戳破的。但凡上手把玩，便知其平滑。不如更直观地说，宛如人的皮肤，是一种柔软的、有弹性和韧性的，或苍白，或细腻的东西。他知道，人们常常用一支笔在纸上享受“断狱春秋”，落笔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快感。不管这墨水如何寡淡，只要划过，必然留下痕迹，这就是为什么韩愈一天天泛起古城墙似的黯淡和灰黄。人，用笔去戳别人的脊梁骨，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杀人犯。王安石似乎不是仅仅戳破了一张纸，而是也戳破了韩愈苍白的皮肤，探到了毛细血管里与日俱增的衰弱与疲惫。也许诸君正是从这微小的针孔开始，用笔划、用刀捅、用子弹打穿，叫睡在地底下那么久的韩文公无力招架。

      “介甫，用这个。”韩愈醒了过来，如同一尊尘封已久的青铜雕塑突然生气勃勃。他顺手搜出一支铅笔，给王安石递过去：“反正以后到延安只能用这个了。”

      “也好，至少铅笔也可以涂改。”刹那间，王安石也显得鲜活、生动起来。两个年轻人都在内里燃起明亮的光彩，仿佛在大理石上点了一盏白炽灯，柔和了脸庞的轮廓。两人相视一笑，也不知道韩愈是否听懂了王安石的哑谜，两位熟识多年的好友随意交谈，一二语间，话题从坐在司机舱里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·史沫特莱，一路聊到了留学欧洲的二十年代往事。似乎又能闻到啤酒浓郁的麦香味，醉出一股芬芳，能够看见土豆扔在炭火里滋滋作响，手忙脚乱的年轻人们好不容易将焦黑的外衣剥开，又被松软滚热的马铃薯给烫得火急火燎，舍不得吐，还把舌头烫得生疼。厨房的灶台上还摆着一口锅，下面的煤气烧得正旺盛，里面炖着洋白菜和红香肠，方便一起聚会的同志们便吃饭、便讨论……他们自己刚出版的杂志和报纸在一双双眼睛的注视下传阅，直到法国房东敲开狭小的房门之前，最后一个人才看完，并且偷偷地翻墙一跃，没叫人逮住阅读禁刊读物、聚众滋事的小辫子。

      “休息得可好？八百里秦川刚开了个头，倒也不急。车上颠簸，山高水远，不如再小憩半会。”王安石将话语绕回到了韩愈的健康上，未免有明知故问的嫌疑：韩愈的憔悴，显然和起居无关，既不来自墨魂，也不来自兰台，只能是来自于现世。但是他的口气真挚，还有一种不由分说的意味，似乎韩退之的问题当真能够轻易解决。

      韩愈点了点头：“我的魂力已经稳定，介甫勿忧。何况货舱都躺过，这点颠簸无碍于事。”王安石以后没有告诉韩愈，此时此刻的他，明明笑起来和任何一个人没有什么区别，但仍然像极了古文明的遗址，唯独剩下石雕和墙壁在无声地诉说遥远的真相。

      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下旬，当韩愈韩退之躺在一条法国邮轮的四等舱时，王安石刚刚给兰台陈生打了一个欠条，夹在墨痕斋的账册里。从上海到法国马赛的船票要一百银元，许多墨魂共同垫付的三百银元，一下子就减去了三分之一。尽管凭借王安石的能力，足以在上海这个不夜城、十里洋场、冒险家的乐园挣到数目可观的大洋撑起一段时间的开销，不过在韩愈的坚决要求以及王安石本人了解时人的心愿之下，两人不约而同，选择了和普通的留法学生一样，勤工俭学。连墨痕斋的那笔欠债，也算不得是打秋风，仅仅是各位，特别是昌黎先生粉丝会大宋分会的成员，担心他们的镇斋之宝跟着王介甫风餐露宿，恐怕会魂力不支。王安石到底在甲午后就出去过一次，闯东洋，去了日本。韩愈没有远行出国过，当他试图幻化一身纯粹的、完全的西式心相时，笨拙得像一个刚开蒙的幼童，在先生的面前怯生生背诵《千字文》。

      故而在某不愿意透露真名的苏姓男子号召下，凑了一笔款子，归在陈生的名下借出——若是是给，恐怕两位文公当场还原一个《礼记》的名场面，“不食嗟来之食”。虽然事情不曾上升到如此层面，可是一个本性固执的拗相公，一个不理金谷事的士大夫，会怎么样对待这笔钱，还真不好说。难怪热心群众苏某人听到王介甫收了钱，只是同时写了张欠条后，如释重负：“野狐精总算没有带着昌黎先生穷游！”韩愈听说这个事情后，还会心一笑：人人皆称介甫执拗，岂知他并非不近人情之辈？时日一久，自然能发现其为人可爱之处。至少在韩愈的记忆中，王安石在欧洲奔波的日子，有一半是为了自食其力地还清本金，甚至多加了所谓利息。

      不过，王安石很快就后悔买了四等舱的票——四等舱，说得好听，其实就是无等统舱，设置了一些重叠的多层铺。韩愈待了一个夜晚后，王安石把他从半明半暗里堆积着的货物里拉出来，在甲板上好好洗去了货舱里浑浊的空气，但是又染上了海风的盐卤味。风鼓起了韩退之的袖子，就像有一只鸽子要从他的衣襟里扑翅而飞。后面的天那么干净，好似被洗过似的，像一整块刨下的冰，没有丝毫杂质。那时候的韩愈多了一些好气色，精神饱满，望见远处鲸鱼喷出的水柱。王安石看见那水天相接的地方，才意识到船离了故土，离了泰贡，正要往新加坡驶去。临近春节的时候，他们一起看见了新加坡的华人贴起的春联：“皇恩春浩荡，文字日光华。”韩愈若有所思，王安石不知是喜是悲。

      待半个世纪之后，他问起退之的感受，韩愈却东拉西扯地聊起来了南海、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的著名港口，许许多多衣衫褴褛的苦力在码头搬运着巨大的货物，也有人在殷勤地帮下船的旅客拖着行李，沿路还有像星辰一样多的小摊，当地人吆喝、叫卖特产的鱼、香料和糖。还有很小的孩子，赤着脚，在那里做工或者讨饭，也许从小到大就没有一双自己的鞋子。话及此处，韩愈的语气审慎，目光悲悯，全然没有任何“皇恩浩荡”之感。与之相反，他后来翻开了当年和蔡元培的书信，久久地凝视着四个字：劳工神圣。那位北大校长，也与他背道而驰了。

      他们没有谈起任何经典，任何古老的智慧或者圣人的言谈。在这个充满着形形色色的激进派、哲学家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派的时代，韩愈和王安石谈论着所有同时代人关心的事情，比如妇女问题，这个主义和那个主义，姓蒋或是姓汪。也各自交换了关于外国历史的意见，对华盛顿、腓特烈、叶卡捷琳娜二世评头论道，少不得针锋相对和一番唇枪舌战。聊到最近的历史，也就是一战时，王安石忽然记起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地中海布的水雷还没有彻底清除。他不知道魂力能不能感测到水雷，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韩愈。没有意料之中的大讨论，只见韩文公毅然地抽出了一丝魂力尝试感受了一番，不需要语言，王安石也立刻投下了自己的魂力——最后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电影里的惊涛骇浪，没有生与死的挣扎，没有惊恐与无助，更加没有无能为力的脆弱。船上的旅客安然无恙，只是遇到了一次风暴。而本来不会晕船的韩愈，在此之后却连去三等舱的餐厅吃饭的力气和欲望，都没有了。

      一九二零年一月十四日，王安石和韩愈抵达马赛港，十二月九日由上海启程，他们在海上漂整整泊了三十五天。他们一开始被分到蒙塔尔纪的中学，补习法语和自然科学的知识。这个城市距离巴黎不远，是个省会，他们曾经在一次往返的过程中去了巴黎，没有匆匆游览巴黎市容，而是在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妇人经营的花店，买了一束用透明玻璃纸包着的、红得要燃烧起来的玫瑰花，扔在了巴黎公社社员墙下。烫金的“1840”数字，被鲜花灼烧得仿佛要流淌下来。过不了多久，王安石不得不学苏轼的模样，把全部硬币分成几份，每天只用一定的金额了。于是鲜花店的老妇人再也没有看见他。可惜欧洲的造币法与祖国不同，却不能串成一串，只能任由荷包里面的金钱叮咚作响。韩愈则认真地发现，这里的人们，只要不听见口袋里金币银币的声音，就会大病一场。

      王介甫去这个工厂和那个工厂时，韩退之就端端正正地坐在出租房里，用已经完全熟练的法语，不查词典地写下一篇幽默风趣的新闻报道，并且理所应当地收到出版社的稿费。等王文公风尘仆仆地回来，韩文公也撑起脸，最后起身，两个人在厨房里一起做饭：法国的蔬菜和中国差不多，夏天也吃着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运过来的茄子和辣椒。一次，韩愈把辣椒多放了进去，最后不得不和王安石一起吃了面包加水煮辣白菜。吃饭的时候，王安石还面不改色，只缘手上的书籍叫人欲罢不能，韩愈趁着喝水的功夫，盯着他不曾抬起的眉梢下的封面字样——ABC du……——不等退之看清，王安石似乎也反应过来，捕捉到韩愈堂堂正正的目光，光明正大，原本要说的什么话都咽了回去。而不出意料的，最后一个单词是communisme。当韩愈看清这个单词时，之前与他讨论了那么多主义的王安石也用目光询问着他。

      韩愈知道，在种种社会思潮涌动的情况下，这已经不是庆历二年的分歧那么简单了。可惜他也没有给王安石和自己分道扬镳的机会，只是递过去自己刚刊登的社论，标题是这样的：“论法国华工运动”。

      二公欣然，抚掌大笑，相约救亡图存。

      “退之，说起来当初还是我有累于你。”王安石说得确乎是事实。虽然墨魂不便参与世事过深，无奈因为与几个进步学生的交游甚好，却把他拖进了学生们发起的“拒款运动”里面，宪兵抓人时，不管青的白的，一并提到兵营里。王介甫魂力颇足，但凡动用一二，自己隐去身形，一走了之便是，但他不能抛下学生不管。最后，当韩愈用一张法国领事开的通行证，在被拘留名单上寻找王介甫时，他早早地被押到马赛，却是驱逐出境了——这件事情在墨痕斋流传了好一阵。不是因为王安石固执得可笑，反而大多数魂说到此事，连晏殊也不禁嘴角上扬，似是联想到当年范仲淹被贬出京城的事情——一个坐着驿站的车，走了；一个坐着来时的船，回去了。但又是何其光荣！简直是荣幸至极。

      韩愈微微一笑，眉宇之间风采尽现：“若说真的累我，还是你回了上海以后。我光是为了寄信，就得在意大利广场喝完咖啡后，徒步走到邮局去。”他没有说，他把每一辆自行车踩在地上的声音，还有清脆、明亮的门铃声都当做是邮差上门的预示，并且一次次失望，又总在不经意间收到一封远方的来信，豁然开朗。

     这下轮到王安石无话可说了，谁让他曾经突发奇想，把一个月的信集中起来，同时发过去呢？结果是跨国邮件一下子堆积如山，把韩愈砸昏了头。特别是他兴致上来，讨论了不少理论问题，韩愈一封封地回复，反而要用绳子扎着一大捆的信件，一步一步走到邮局去了。

      哪怕聊起来当年的书信，他们默契地没有提到后来互换的剪报：那是离留法很久以后的事情了。王安石还是习惯给韩愈写信，直到迈入一个新的世纪之后，才差不多慢慢地回归到面对面的口头交流。记得是一九二八年，韩愈在广东重游故地，王安石前脚刚到形势较为和缓的武汉，后脚就在提前告诉退之的地址，收到了一封信——从广州报纸上剪下来的新闻报道，上面印着一对男女的照片，手脚都戴着镣铐。后面是冰冷的铁窗，不言而喻。女子身着学生装，白色披肩，头戴毛线软帽，挽着青年的手，神态自若；青年穿着风衣和杂绒西装，目光坚定，瘦得似铁，唯有右手因为受刑而僵硬、红肿。下面的文字详细说明了他们的身份，遇难的时间和地点，前因后果，但最为瞩目的是一句以女子口吻写下的话：“我们过去在一起工作，一直没有结婚，现在我们宣布举行婚礼。”还有一张明信片，正面是普通的岭南风景，背面的空白处是韩愈的留言，也只有寥寥数语：“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啊！”

      王安石没有正面回应，而是寄去了八年前，上海时报记载他们远洋出航的《留法俭学生出发记》的报道，还有当年的一张《本届赴法学生调查表》，用铅笔标出了韩愈的名字，但是没有勾出自己来。

      下一封回信更厚了，不过内容只是关于伊里奇和罗莎·卢森堡的论战而已。

      从三原到洛川再到三十里铺的日日夜夜里，韩愈已经无数次地看见救国的标语，也在办事处的逗留时间里，不止一次看见了高悬的宣传画像。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热切，这样不同于自己熟悉的生活的空气和氛围，但他和王安石不是一群初出茅庐的年轻人，谈不上人生中第一次违抗父母的叮嘱、旁人的期待、感情的羁绊，出了第一趟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远门；但是，韩愈的确感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并且沉浸在这个世界无与伦比的独特和绮丽之中，宝塔山、延河、南门上刻着的“安澜”两个大字，似乎都具有一种活泼、轻快和令人激动的意味，不如说，就是有种只能称之为“魔力”的东西。古城身上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，正吸引着有着相同特质的他。哪怕他魂力衰弱，而有些暮气沉沉，也意外唤醒了沉睡的年轻的魂魄——韩文公的一生酷爱波澜壮阔的事物，无论在华山上留下了多么惹人发笑的千古轶事，他还是在诗里面不厌其烦地描绘那壮阔的河山，他咏麒麟，歌千里马，因为他爱这雄奇和壮美。他把自己的诗也削成了这样奇峻的形状。

      为什么要奔赴延安？

      因为延安就在这里。

      假如他不是墨魂，他确实沉沦在新的一番天地里面了。年轻人们只兴高采烈地欢迎另一个世界，很少有人想到过去那个的世界，以前的个人经历已经变得微不足道和无足轻重了。多年以后，当人们在自己的回忆录，回首往事，往往无从下笔，乃至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过去，那个时期的全部故事，早已经随着奔腾不息的延河融入大江大海，成为历史、成为一个印象中很久、很久以前在哪里见过的朦胧不清的影子，成为上一个人生阶段里已经不该再追究下去的年少轻狂。虽然也许还能回忆起孩童时代的事情，却记不清出自己在参加运动之后的个人生活了：正如韩愈和王安石看过的一本苏联小说所言，现在，没有“我”，只剩下“我们”。

     但是，他是墨魂，他活得太久了，他看见长安城北面的门户延州府最终沦陷，也看见古老的城墙对着他青春常驻的面容。谁能想象，韩文公吟咏了那么久的长安，最后也被付之一炬，可怜焦土？而时过境迁，长安已经老去，更名为西安的城市不复繁华。生老病死苦，长安老病死苦，唯独延州生机盎然。最后，当年诗家怀揣的理想、希望和期待，在这个时代却要被交付给延安呢？长安已经不是长安了，他自以为熟悉的最后一片土地，在很久以前也给剥夺了。

      他的错误，仅仅只是他存在得太久了。就像穿在书生身上的长衫，无论如何，最初面对新的世界时，未免不合时宜。衣裳本身却是不自知的。他所能做的，就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面，主动拥抱世界。

     当初断发易服——斋里有些人简直听不得这个词——晦庵几乎是脸色阴沉了整天，没有一点“事理通达心平气和”，上次还是在宋亡和明亡时如此。但当王介甫系着领带、一头短发进门以后，沸腾的全场都安静下来。韩愈再一次认识了王安石的决心。割舍，难道不痛苦吗？自然痛苦，而且是痛苦百倍，但是不忍痛，所有人就会继续痛苦，永远痛苦。

      他们别了同行的陈明翰同志。不如说，他们两个人其实本来只是顺带的。就在礼貌地告别之时，一位个子高挑的女士从司机舱里钻了出来。她一身灰棉布军装，打着绑腿，外貌看上去有一些印第安人的特征。美国女人抱着手提式打字机，冲他们笑了笑，说了几句英文，小鹿似的，敏捷地跳下汽车——简直就像跳舞一样。陈明翰简单地介绍了一下，就急匆匆地帮那位女士取摄像机了。王安石看着韩愈，韩愈也瞧了一眼王安石，各自忽然笑了起来：那些在报纸、采访报告、纪实文学的署名处出现的名字，如今一个个活生生地站在他们眼前了。毫无疑问，那是前来访问的艾格尼丝·史沫特莱。与此同时，为人熟知的前顾问、德国人李德抓着网球拍，喝着苏打水，和马德海先生穿过街道。加上他们两个对中国人更加如雷贯耳的名字，一切如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。

      谁能想到韩愈和王安石也去闹红？但是事情就是这么顺理成章地发生了。一个时代塑造一个时代的人。

      下榻第三招待所，即所谓西北旅社后。王安石带着韩愈去“打游击”，请他会餐一顿。王相公的手笔总算大气了点，不至于如宋人笔记里记载的一菜一汤一饼而已。炒鸡蛋，炸丸子，熘肝尖，还有延安的名菜三不沾。于眼花缭乱的黑色长袍、棉布长衫，于五颜六色的旗袍、毛衣和外套，于黄发垂髫和朱颜白发当中，韩退之坐在街边的摊子上，只动了几筷子，就问道：“介甫，想好出路了吗？”

      王介甫咽下一块黄米枣糕，一字一句地回应道：“扮学生。”

      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”，韩愈对此没有包袱，何况不是第一次。只是他盯着王安石没有刮干净的胡渣，试探性地询问：“……不妨稍整仪容？”他用魂力直接笼在二人身上，即使王安石当场变化心相，也不至于引发怪力乱神事件——王安石一时半会不知道该说退之想得真周道，还是说韩退之今天就是想逼他大变活人。他抹了抹脸颊，眨眼间，眉目之间更显年少，还多了点没有完全褪去的婴儿肥。身上的衣服也变换成合身的学生服饰。

      “退之。”王安石唤了一声。韩愈知道自己也逃不过，便忍住了笑意，凝了学生模样的心相出来，棱角却是柔和了下去，嘴边还是含笑的。终归没有往王安石的脸上去捏一把。

      感谢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在中学课本占据一席之地。

      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，王安石、韩愈考入抗大第三期。在登记表上，两个人用了化名，王安石还好，一个“王介卿”足矣，偏偏韩愈不加修改地用了自己的字，开学之初便因为《师说》得了“韩老师”的美名。王安石曾经以为，韩愈会去鲁迅艺术学院，却没想到他也报考了抗大。

      也没有想到今天，他俩一起扛着凿子开窑洞，一起烧木炭，连点灯都是用煤油。延安出煤油，别的地方还只能用吃的菜油。王安石对此毫无感觉，眼里只有新华书店和光明书店的书。至于韩愈，他曾经想在广州买一件呢子大衣，跑了好几家拍卖所想挑选一件便宜又看得过去的，真没有找到。如今有得用，东西都是公家发，无论如何，已经安心了许多。每天同一排窑洞的学员在星期六休息的时候，路过他们两个的院落，只能看见门前四五米高的土坪上摇曳着几株杨树，门要是敞开来，准能看见他们两个在读书。偶尔韩愈会出去，到图书馆，也不知道多少次图书管理员告诉他，这里看书不需要付钱，不要总是留下钱财了。一次，一个少爷——韩愈记不清楚是谁了，他是个有钱人家的儿子，带着一个体面的跟班上的抗大，吃饭还要使唤人，每天都会从杨树下走走停停，撞见了携着书出来的韩愈。他和那个少爷谈了几句，从早上聊到下午，从白天聊到黄昏，不管那个人思想通没通，反正以后杨树下没有来来往往的一个人了。后来知道，那个跟班也被编进大队。王安石知道后，评论了一句：“不能把人当牲口使。”他当年身边只一个老兵看门护院，除此以外，别无其他佣人。

      工作日的晚上，王安石就借着油灯，和韩愈对上大课的笔记，顺便点评教师们的优缺点：艾思奇讲课枯燥，陈伯达会写不会说。尤其是李德，说话天马行空、脱离实际，在韩愈看见简直不足以为人师。焦敏之喜欢指定小组，研究一个课题；任白戈与他的方式全然不同，他上课先叫大家看书，讲一段，就让所有人讨论。后者的做法尤为得韩愈欣赏，王安石却更喜欢前者，大概是白纸黑字不容易疏漏任何一个想法。至于范文澜……实不相瞒，他所讲正是中国通史，为此，两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公开处刑的奇妙感觉。过不了多久，同学们就发现，讲到唐宋时，韩愈攥着自己的袖子，王安石死死地盯着笔记上的每一行字，均是有所失态。

      也是有一次，讲熙宁变法，王安石居然把韩愈在车上递来的铅笔笔芯折断了。那支笔用了太久，已经短了，虽然没有舍得扔，但是他只得弄根鸡毛，劈开一半，充当蘸水笔。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至今仍然保存在天一阁里，包括韩愈第一次在抗大吃小米饭的照片——黑白照片，可见韩退之在一个山头上，端着小米饭，站在那，让大家看。抗大的规矩：洋铁桶装饭，哨子一吹，放下背包，蹲下来就吃。吃饭超过三分钟，就会被处罚，最重就是不许吃饭了。倒不是韩愈吃饭慢，只是他的恐高症又犯了——来的时候还能上去，走的时候只能靠王安石扶着了。至于处罚，军纪总是要有的，只是罚了最轻的照相。后来被昌黎先生粉丝会的无数成员瞻仰。

     “……就这样还想爬宝塔山？”王安石一手扶着他，却不能否认：宝塔山真的很壮美。背后的黄土高原如一幅奇异的超现实主义画作，是一种浑然天成的震撼之美。

      只是韩愈已经软趴趴成了一团液体，老毛病还是改不了。王安石最后几乎是抱着他下山的。

      继韩愈恐高的笑话在男生队里面传开后，王安石自己也闹了一个笑话。延安每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交际舞会，在他看来，和那些簪花赐宴的交酬有所相似——反正都是他不擅长的事物。韩愈拉着王安石去过一次，结果是两个人都在角落里当“墙花”。话虽如此，二人还是当作一场音乐会来欣赏：许多乐器是自制的，笛子、尺八，甚至是二胡，也有一批偷运过来的管弦乐器。一个青年没有洗手，就搂着姑娘跳舞，结果女孩子腰间的布料黑得一片，吵着要青年洗干净。他们边吵，别人的狐步舞继续跳，韩愈洗净一盘枣子，供王安石思考时所用，就当是磨砺喧闹之中取一片清静了。他熟悉他的习惯，就像熟悉每天穿的衣服一样。中间，那个脏着手的青年很不好意思地下场，也伫在旁边当摆设，和思考时看起来温和、外貌更年少的王安石谈了几句。

      结果回去以后，第二天在窑洞里，出现了一封信：“我想和你变受。”——“恋”写成了“变”，“爱”写成了“受”。王介甫当场黑了脸，这个心相又为人熟悉，不能轻易变换，只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自己怎么会被当成女子。韩愈分析了一下：延安的男女比例据说是九比一，不管是不是，女性是比较少的。孙维世那样的电影明星可不好找，在男女一样要求的环境下，遮盖性征，穿上军装的女性还真不比男性容易辨认。

      王安石丢了一个嫌弃的神情：“那是谁给他的自信，三言两语就能撩拨人恋爱？”

      韩愈很无辜，韩愈也不知道。但是从此以后，该青年却得了“变受”的雅号。墨痕斋那边，罕见地对此一无所知：王安石不必说，韩愈更是不愿意讲。甚至不愿想。剩下的，好说歹说，王安石才放下对交际舞会的偏见，又被韩愈带出去了。 除了舞会，空闲时间还去听音乐、看话剧。可惜次数还是很少，特别是在杜甫川上开了一块地之后，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闼送青来”的愿望似乎又一次被圆满了，远远胜过盛大的舞会和热闹的庆典。

      原本这里叫牡丹川，只缘诗家杜子美当年骑着毛驴，投奔朝廷时，在川口七里铺石崖下露宿，于是后世立起了杜公祠，牡丹川更名为杜甫川。川口的北侧有一个采石矶，采石矶的山头上是西北局的机关，进川后就是延安自然科学院，从自然科学向西走，就是光华农场。唯独川口有一亩的荒地，无人打理，两人就动起了心思——“四体不勤”，两人沾不上边，一个是走访基层的官员，一个是随军征战的参谋；“五谷不分”，如今却沾上了。比方说前天韩愈从老乡那里买了一袋糖，还以为外面包装的是芝麻，一问，才知道是苋菜籽。他想到门前的土坪就有许多野苋，拔了一斗苋菜籽，结果人家只要白的，而韩愈把白的和黑的混在一起，一文不值。经过商量，他们认为这是值得严肃对待的事情，最好还是开一块田，实践增加一些农业的知识：说到底，西北的植物进化几千年，即使是出身北方的韩愈，也认不得了。也或许是学术问题终于被讨论殆尽，两人已经暗戳戳地准备当跨领域专家。

      王安石用魂力搬开了石头，改造成了一片耕地，如同一只在北美平原上忙碌的美洲獾。川地比起山坡上的坡地，更为高产，但风险很大：一旦大水漫上来，收成全部会泡汤。王安石以为，这个险值得冒，事成则机关食堂加餐，事不成亦无所悔。韩愈每天清早和晚上陪着他去劳动，陕北老百姓把下地叫做受苦，主要的批评也是说他们两个白费时间……只是对于两个以世人的文墨情思为刚需的墨魂而言，精力、时间实在不算太金贵。何况王安石拓荒之后，韩退之再也没有“出去多呼吸，有利于健康”的借口带他去舞会了。他随口问了韩愈，想要种什么，韩愈也不经意地说了枣子——枣树是一种好养活的树。

      第二年开春，除了苋菜、南瓜发苗以外，一株小小的枣树也被移植了过来。那年没有发大水，作物没有被水冲掉，长势很好。主要的问题是收获的时候，总有人顺手牵羊，好在只是小偷小摸，不至于肆无忌惮。因而王安石思考时，咀嚼的零食多了一样苋菜籽糖。苋菜籽收获以后，在杜甫川洗了好久，在锅里慢慢煮，不一会就变得很稠，放了糖，有些甜丝丝的味道。可是吃起来有些磨牙，因为掺了洗不掉的土，他思索时不至于口腔里都是令味觉封闭的甜蜜，好像激进的热情里总有一丝冰冷的警醒。一般来说，大多时候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韩愈，则学会了写菜谱：《瓜菜烹调法》，共分“瓜片”“瓜丁”“瓜丸子”等十大类，菜名有“瓜春卷”“拔丝瓜丸子”“熏八样瓜”等等，妙笔生花足以使人胃口大开，虽然他一道也不会做，许多也是靠别人的口述，甚至是想象来完成的。后来，东坡在墨痕斋试验了一下，还真的做出了全瓜宴。

      那株枣树也迟迟地开了果，不等别人趁机而入，韩愈自己就拎着竹竿，赶走了偷食的鸟雀，打了一地红澄澄的枣子。刚到杜甫川的王安石，不幸淹没在一片红色的海洋里面。等他探出头了，第一时间看见的不是韩愈，也不是枣树，而是想象中的一朵淡黄色的枣花。距离下一次开花，还有很久。他喜欢四时的繁花，但是，果实里面，唯独歌咏过红枣。有时候，他不清楚是要结果，有始有终才好，还是选择在晚风中凋谢。在融入延安的生活后，他只知道顺势而为就好了。当初在法国是被赶走，那么以后离开延安，也总会是当历史庄重地退场之后，刹那间，热闹的戏剧在离开舞台的一瞬间，就化为尘埃。

      繁华落幕之后，唯有山川不改，天地永存。或者说，墨魂也只能看见墨魂历经千年、亘古不变。一个墨魂孤独走来更多，生前的挚友和知交，却是被抛在岁月漫长的阴影里，如同月球的背面一般不可见了。

      “介甫，隔壁有人需要我们帮忙布置婚房。”把王安石从枣子堆里挖出来后，退之歉意地致意，又收拾了一筐枣子递过去：“贺礼是要到的。如今变风俗，易礼仪，陕北人民就地取材，多半以红枣为新婚贺礼……”

      农业专家·农田水利法·王介甫当即打了一个问号：韩退之，你不对劲。

      陕北什么时候有的这种民风！还怂恿种什么枣树！早知道拿伙食尾子种苹果树或者梨树不香吗？既然如此，以后成天有新婚夫妻上门顺手牵羊了。

      话虽如此，晚上和没有婚纱、没有礼服，顶多是把衣服洗得更干净整齐，烫过一遍的夫妻、宾客们坐在剧院里面看戏时，王安石还是把枣子一个一个往嘴里喂，脑子里的想法已经从上面戴着头套、化了妆的特型演员，从话剧《带枪的人》转到了不知道哪里。他和韩愈从窑洞走到剧院，需要在流淌的延河边一连二十分钟地漫步，月牙的寒气正滴在枣树的叶片上。

      作为出色的文学家，青史留名的诗人，王安石已经掌握了无数通情达理的道理和遣词造句的技巧，诗的优美的形式，在早年的时候早已得心应手。可是在韩愈心里，优美的情调绝对是一种原形毕露的丑态，美丽的形式不足以塑造一个真正的人。看凝重的天空沿着黄河河岸两旁不断延伸下去，天色茫茫，水也茫茫。远去了水天相接的地方，近处的水花闪闪发光得像刚刚割下来的鳞片一样，不是鱼鳞，而是某种奇异的兽褪下的外皮。眼见得风搅得云越来越密，竟然好似跃出一种只能存在于古代传说里的、奇特的野兽，它那高耸的脊背，分明地掠过河面，尾巴打在浪尖上，溅起的水花一直拍到桅杆。河道上三四来艘船上的桅杆，正明晃晃地要往那野兽的皮肉里戳。

      于是，那美丽、不存于人世的生灵重重地摔在了沉甸甸的云层上，又被抛在最终归于寂静的水底，直扑过来一股腥恶的、肉体和生命一并发臭的温风。人类用锐器轻而易举地决定了它的命运，但它不缺乏高尚的、真正美丽的情操。或许只有这样一种伟大的、瑰丽的精神，一种迷人的思想，才能培养所谓的人。

      在观众的注意力都被剧情吸引时，王安石凑近韩愈的耳旁，问他：“你以前写的，刑场上的婚礼是什么意思？背后是监狱，主角只是假扮的夫妻。”

      “不是夫妻，却是战友。”坐在新娘子旁边的韩愈回答。

      “像罗莎·卢森堡和卡尔·李卜克内西那样上断头台？”

      “嗯，”韩愈的眉目在月光下格外清晰，语气温和，不容置疑：“我们一定要共同上断头台。”

      明知道墨魂如果不是自愿，根本吹不灭，打不破，刺不穿，除非文字全无、著作皆毁、被世人遗忘，才会死亡，但王安石还是答了一句：“以后，我们一起，像他们那样上断头台。”

      等世人不需要韩文公震耳欲聋的奔走疾呼，不需要王文公字字泣血的奋力直笔，不需要、也不用理解痛苦，永远幸福，永远光明时，他们就要到刑场上去。那时候没有一个乞讨的人，没有一个花枝展招的卖身女，没有一个在道路边背负重物的老人，家里没有遗孤，好人不会活不下去。没有人会饿死，没有人会成为牺牲品、无可奈何的悲剧人物，每个人都如愿以偿。

      死得其所，何其光荣。